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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中，我得知罗森教授已将许多关于西方艺术与建筑的藏书捐赠给了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她不仅在传承知识，也在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友谊。恰巧，昨天我刚参观了大英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展览，采访便从这里展开。

罗森：我个人认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不应该涵盖欧洲，尽管本次展览中确实有所涉及。此外，在讨论丝绸之路时，我们也必须对印度这一部分保持谨慎。印度与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虽然印度确实拥有丝绸之路的一些元素，也值得深入研究，但大英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并未充分呈现这一点。如果由我来策展，我会更加突出古波斯的角色。古波斯是在地理上最接近中国、同时拥有成熟的官僚体系并高度发达的政权。印度同样具备这一点，但相比之下，印度与中国的直接交往相对困难。若从南部进入云南，但那里山高河急，因此，主要的东西联系通道只能经由新疆向西，最终通向阿富汗和波斯地区。古波斯后来入侵了印度，从而使印度的历史发展轨迹与中国大相径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尽管契丹、金、女真和满洲人曾入侵并占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但他们没有将骑马文化彻底融入中国，而骑马文化却在印度扎根。这些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展示了各国独特的文明发展路径。我常常觉得：各文明固然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但对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缺乏足够的探究。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陆一带领的研究团队对拔尖学生的成长历程进行了十余年的持续追踪(本报曾于2025年1月17日刊发《回答“钱学森之问”的“拔尖计划”育人成效如何》)，并在2017年和2023年面向全国一流大学中入围“拔尖计划”的学生开展了大规模学情调查。

澎湃新闻：“丝绸之路”展览中关于敦煌的部分令人印象深刻，我甚至听到一些英国观众感叹，一定要亲自去敦煌看看。敦煌的研究是否为您带来了新的视角或启发？

　　数据揭示的分化图景令人深思：竞赛获奖者中，以兴趣为驱动的学生与以升学为目标的群体，在大学阶段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兴趣型竞赛生在大学各方面表现都更加优秀，他们更相信自己在基础理工科专业学习上有更强的天赋与能力，有更加明确和坚定的长期学术规划。其创新潜质如“冒出新点子”“向他人自荐创新想法”“力争资源来实现想法”等的发生比是后者的两倍以上。兴趣型竞赛生比功利型竞赛生在学术志趣的每个题项，包括科研抱负和读博意愿上的发生比都显著高出数倍。

　　以吴侬软语为底色的锡剧起源于江苏无锡、常州一带农村的苏南民歌，代表作有《珍珠塔》《玲珑女》等。由江苏省演艺集团锡剧团创排演出的红色经典锡剧《英雄儿女》突破了锡剧擅长的民间生活、爱情故事框架，巧妙融合锡剧经典《双推磨》唱段，全新演绎“向我开炮”的悲壮誓言。从江南情韵到家国情怀，《英雄儿女》实现了剧种的自我突破，更是地方戏与时代共振的生动实践。

　　在控制了学生家庭背景、年级、专业、院校等变量对个人成就发展的影响后，研究发现，拥有超前学习经历的拔尖学生所展现出的发展优势依然显著。这说明，至少对于有能力入围一流大学拔尖项目的学生而言，超前学习所提供的个性化学术支持确实实现了赋能——有的侧重提升成绩，有的促进了学生的自信和内驱力。